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是“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而中国经济实现战略性转型必然伴随着资源价格市场化。从中长期趋势看，绿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外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及物价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加强。
总体上看，经济下滑、需求疲软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忧患。因此，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因素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但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依然存在。
首先，随着资源税改革方案的实施，煤炭、金属、天然气、原油等能源价格的上涨将逐步推高原材料和生产成本。根据2011年9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605号令，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不仅大幅提高了煤炭、金属矿产资源及食盐的征税标准，而且天然气、原油的资源税将从价征收，从条例所附的资源税的税率表来看，无论从价计征还是从量计征，征税的弹性幅度都相当大。尤其是第三条关于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率，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财政部未列举名称且未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和有色金属矿原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这样一来，各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资源税税率的自主制定权，在土地财政日益吃紧的形势下，资源税将成为各地区自立规章、酌情收取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
其次，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告罄，人工成本继续攀升是今后若干年内不争的趋势。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工资性收入，人均达2963元，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了21.9%；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长14.1%。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自1997年以来首次拐头下行，城乡收入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
第三，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由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必然影响我国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以国际油价走势为例，由于欧洲的危机和美国的经济放缓，前一阶段石油需求有所走软，国际油价也因此回调至百元之内。2012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及欧盟危机的缓解，国际油价再次回升是大概率事件。另外，2011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下议院通过资源税新法案，增加铁矿石、煤炭等矿产资源的税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企业承受进口铁矿石成本上升的压力将在所难免。
第四，尽管央行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的姿态十分明确，但2012年国内企业仍要面对融资成本趋升的压力。在存贷款利率没有放开的市场环境下，名义利率实际上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2011年委托贷款增加1.3万亿元，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比提高3.9个百分点，达10.1%，企业债券净融资1.37万亿元，在社会融资总额中占比提高2.7个百分点，达到10.6%，2011年这两项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总共提高了5.6个百分点，是规模增长最快的两种融资方式，预计2012年这种趋势将会持续。资金市场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脱媒，走向反映市场实际利率的委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市场，目前市场上委托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利率都在5%以上，高者甚至达10%以上，以名义利率吸收的个人存款下降直接导致社会资金成本提高。
综合以上因素，从原材料、劳动力及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看，成本上升的压力在经济转型期间将始终存在，温和的通胀是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转型之痛。
2012，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或许是“滞”“胀”并存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