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因为他要求我结业一年之内就要跟他成婚，但我不想成婚”。北京某高校学生刘梦本年23岁，下一年就要研究生结业，跟男朋友在一起5年，她很爱她的男朋友。但关于结业一年之内就成婚，她表明无法接受。
和刘梦有相似主意的年青人不在少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显现，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成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10年来新低。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地区的成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成婚率最低的上海只要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成婚率也偏低。
从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可以看出，20-24岁的“90后”（1990-1994年）女人的未婚份额为75%；25-29岁的“85后”（1985-1989年）女人的未婚份额仍高达27%，而她们的母亲辈们“60后”在她们25-29岁时的未婚份额还不到5%。
在对不同年纪、性别，不同工作、不同受教育布景的未婚年青人采访后发现，关于“成婚”这件工作，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主意。“我喜爱他／她，但我现在不想成婚”“我没有决心去保持一段稳定的婚姻联系”“我还年青，有比婚姻更重要的工作需求我去做”“成婚要买房、买车，我现在还没有钱，先脱贫、再脱单”……不管何种原因，都显现出，成婚生子不再着急，乃至都不是人生的必然选项。“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婚育观念现已成为历史。本位主义的婚育观正在取代旧有的家族主义婚育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
不成婚是因为“穷”吗？
在采访中，许多年青人表明，不成婚是因为“穷”。一个“穷”字带着一种戏谑，但其背面却包含着更为杂乱的社会因素。
一方面，有时过高的物质规范让年青人对婚姻望而生畏。相关调查显现，成婚需求的越来越高物质条件，是导致晚婚或许不敢成婚的重要原因。
张帅是一名公务员，现已工作3年的他表明，还没有考虑成婚的问题。“我室友的爸爸前几天专门来北京陪他看房子，说要给他买房子，让他谈恋爱成婚。我知道现在成婚对方都要看你的物质条件，比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必定要有房才能谈恋爱成婚呢？”张帅的困惑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尽管不明白婚姻为何必定要与房子、车子捆绑在一起。“我们都这么认为，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了。”张帅说。
“当今社会对婚姻的夸姣绑架进了太多的物质条件，比方车、房、彩礼，加之一些情感自媒体不断提高择偶规范，致使今世年青人没有才能去完成自己对婚姻的内在等待。”著名心理观察员、某高校心理学教师周若愚表明。
因此，“穷”不仅仅它外表所包含的意义，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外显的情绪，包含了年青人对今世社会的成婚花费巨大的吐槽。在许多人尤其是男性看来，只要工作有成、在社会上有位置，才有时刻有成本去谈婚论嫁。“事实上，假如要有房有车有学历有稳定工作再成婚，恐怕大部分人需求到40岁才能达到某些人的婚姻规范。”周若愚感叹。
另一方面，关于许多“独身贵族”来说，惧怕“婚后复贫”、“失掉自在”，是其选择不进入婚姻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采访中，不少女人表明不成婚的原因是女人独立了，没有必要依附于婚姻和男性而生存。李佳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刚过完30岁生日的她在朋友圈写到“正式参加30岁相互扶持俱乐部，感恩全部爱和夸姣”。
独身的李佳有着稳定的收入，平时上班、健身、读书，年假单独出去旅游，她似乎现已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与她一样，许多女人过着质量较高的独身日子，身边朋友的经历让她们忧虑婚后自己的日子水平会下降：“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找一个人一起喫苦呢”“我特别惧怕婚姻会让我变成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这种观点在受访者中不绝于耳。
关于这一现象，周若愚解释道，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的，成婚的优点在于可以得到一个家庭，得到伴侣的支撑和照料，得到对方的经济支撑，以及生儿育女的权利。“这些得到的东西在社会化进程中其实是逐步削减的，成婚所支付的却开端大于其所带来的：丧失个人鸿沟、极高的哺育子孙成本等。”
婚姻与工作怎么兼得？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过一段对婚姻的描述：婚姻像被围困的城堡，“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郊外的人想进出去”。这一段话经常出现在已婚人士的口中。
曩昔，人们常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婚姻中，婆媳联系、孩子教育、日子开销等家庭小事会减弱浪漫的爱情，让两边堕入柴米油盐的琐碎傍边。而在当今社会，与婚姻中的小事比较，年青人更忧虑的是婚姻与本身价值完成之间的矛盾。
李建新表明，当今社会，婚育的机会成本大增，年青人若选择婚育，意味着要放弃可能的肄业深造或工作升官机会。
刘梦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还小，还有许多东西需求去完成，我没有办法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支付太多的精力和时刻在家庭里边。”她抱负的成婚年纪是30岁到35岁之间，在这之前，她认为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傍边，在35岁之前完成自己的抱负，她的抱负是环游世界，拥有一家自己的花店或是咖啡厅。
“尽管这些抱负在他人看来都很天真、不切实际，但我觉得我还年青，我应该为自己的愿望尽力一把，假如到了35岁的时候我并没有完成它们，那我也不会懊悔，我会愈加毫不勉强回归到家庭傍边。”刘梦很是坚决。
许多人都认为，婚姻与工作是难以并行的，为了婚姻需求放弃一些工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必然就会忽视婚姻和家庭，这二者之间似乎是不行谐和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这么认为，刘梦的朋友小张就认为，婚姻与工作并不抵触。小张尽管还是一名学生，但关于未来她有着自己观点，“婚姻和工作对我来说是两条平行线，两个独立的空间，结不成婚我只会考虑我是否爱我的伴侣，而工作的选择我也会遵照我自己的意愿。”关于她来说，从恋爱到婚姻，是顺其自然的，并不会使得两边的日子状态发作很大的改动。
对工作是不是会发生大的影响，成为了不少人考虑婚姻问题的重要方面。“许多女人在成婚后，会被问到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说得好像有必要为了家庭然后献身自己的工作。”周若愚说。
婚姻不仅是个人的事
李建新表明，关于爸爸妈妈辈来讲，成婚生孩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但关于当今新生代来说，结不成婚、生不生孩子，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一个要权衡选择的问题。
有的人不愿意很早踏入婚姻的殿堂，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傍边，先立业，再成家。
“人们的观念越来越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日子，婚姻仅仅其间的一种。”关于正在英国读硕士的王凡来说，婚姻涉及到家庭、道德，也意味着更多的职责，而他更愿意将时刻投入到自己所酷爱的工作上。
但有的人却是希望先成家、再立业。选择与爱人长相厮守，一起运营起家庭，让彼此变得更好。
小刘是一名大学教师，本年28岁，但现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组建家庭、哺育子女、尽力工作，都是我们关于社会的职责，尽管我和丈夫都会为彼此做一些退让和献身，但本质上还是希望两边都能够更好，一起进步的。”小刘说。
“正确的婚姻观念在今世教育中是缺位的，而偏激的‘性别优先’思维又在各种当地众多，导致年青人恐婚，再加上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才导致我们没有树立家庭的欲望。”在周若愚看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以及它可能发生的后果放眼到整个社会，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青人选择晚成婚、不成婚，对社会来说是一件不容乐观的工作。
成婚率和生育率休戚相关，尽管影响年青人生育的因素有许多，但是结不成婚对生育率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在中国可以说是生育的先决条件。
李建新列举了一组数据：2018年与2017年比较，一方面，出世人数削减了200万，0-15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将继续下降；16-59岁劳动年纪人口削减470万人，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重继续上升，其间，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59万人，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27万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
“人口是社会的根底，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口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可继续开展、社会调和稳定、文明继承传承以及国家归纳实力竞赛。”李建新表明，伴随着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婚龄推延，在成婚生育的社会中，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出世人口数的不断削减，这使得我国现已进入一个少子老龄化的动态过程，“这是一个人口危机的过程”。
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成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还和社会开展有着密不行分的联系。所以在对待年青人的成婚问题上，一方面，社会应当尊重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予以年青人更多选择的空间，对推延成婚、事实婚姻、不成婚等给予更多宽容。但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应当加以引导，帮助年青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树立健康的亲密联系。同时也应该在教育、年青人开展等各个方面多加考虑，为年青人发明一个更好的婚育条件。
